国际工信动态 2022年10月第二期

【媒体动态】

l 日本政府将积极干预市场以应对日元贬值

10月18日，日元兑美元的汇率达到149.10日元，为1990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使得汇率是否将突破150日元大关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日本财务大臣铃木俊一对外宣布，由于投机导致的汇率波动，日元币值触及32年的新低，对此政府将积极采取行动干预市场，同时此项干预将可能以不对外公告的方式进行。在过去，政策制定者们曾对日元升值导致日本产生贸易导向型经济表示担忧，而现在他们更加担心日元大幅贬值或将推高本已处于高位的大宗商品进口成本，对家庭日常开支和企业生产经营均产生负面影响。9月初，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以提振美元，日元兑美元的汇率跌至144日元。日本央行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0月初，日本经济下滑了2.9万亿日元。上述经济缺口反映出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政府干预正在从超额准备金中吸收资金，这也进一步引发了市场对日本央行在未对外公布的前提下干预市场的猜测。

l 阿联酋的阿布扎比投资管理局将启动新的数据实验室

阿布扎比投资管理局（ADIA）是阿联酋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其计划开设一个高级数据研究中心，作为该基金内的一个独立实体单独运行且其目标将不限于投资应用。该数据实验室将于12月2日正式启动，是政府推动数字化和先进技术应用的举措之一。曾在伯克利实验室和美国能源部任职的霍斯特·西蒙将担任该数据实验室的主任。阿布扎比投资管理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数据实验室的启动将通过汇集数据和计算科学领域的全球专家把科学思维融入整个组织。数据实验室的研究方向将侧重于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区块链技术、普惠金融和网络安全等领域。近年来，阿联酋正在努力促进经济多样化，减少碳氢化合物的排放量，并增加数字创新和先进技术对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同时，国家还在全球范围内招贤纳士，不断吸引数据科学行业的高技能专业人员。

l 通货膨胀推动全球公司向欧洲地区发展以寻求成本节

为跨国公司提供远程、低成本商业服务的中欧公司近期正在加紧开展扩张计划，因为高通胀迫使全球公司将业务重心向该地区倾斜，以削减成本和提高利润。从布拉格、华沙到布达佩斯，长期以来，西方公司一直在寻找一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跨国员工，为欧洲和美国的大客户提供外包或离岸商业服务，如软件开发、企业管理、工资核算和理论研究。近年来，尽管中欧的人工成本正在逐年上升且上升速度快于西欧，但由于俄乌冲突、能源成本飙升以及新冠疫情等因素，繁荣发展的中欧商业服务中心正在吸纳更多员工。以硅谷的Pure Storage公司为例，捷克中心的负责人保罗·梅尔蒙告诉路透社，这家闪存数据硬件和软件开发商9月份表示，其布拉格中心的工程师人数在当年将增加一倍，并计划在2023年和2024年再次进行成倍的增加。

l 特斯拉超越大众在德国的电动汽车注册量中位居首位

联邦数据显示，2022年1月至9月，特斯拉在德国的电动汽车注册量位居汽车行业首位，达到近38,500辆，比大众汽车多出6000辆左右。与此同时，特斯拉的电池电量注册量较去年1月至9月期间增长了近50%，而大众集团的电池电量注册量则下降了40%，这与大众汽车集团在德国市场中大多数品牌的降幅一致。联邦汽车运输局的数据显示，在大众汽车集团的众多品牌中，只有奥迪和西亚特的电动汽车注册数量有所增加。大众汽车集团上周发布的数据显示，在1月至9月，集团在全球范围内电动汽车的总交付量较上年同期增长了25%。但供应链瓶颈对汽车制造商在欧洲国家开展经营活动的打击尤为严重。与此同时，欧洲国家通货膨胀和能源成本上涨等宏观因素也进一步挤压了其电动汽车市场的需求。大众汽车集团上周的报告称，在2022年，集团所有车型（包括内燃机、混合动力和电池电动）的全球交付量下降了12.9%，其中欧洲是降幅最大的地区。

l 新加坡与澳大利亚深化在绿色经济、供应链等“新战略领域”方面的合作

10月18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堪培拉表示，新加坡和澳大利亚正在进一步加强合作，签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绿色经济协议（GEA），并在供应链弹性等“新战略领域”开展合作。在双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CSP）下举行的第七届年度领导人会议上，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与澳大利亚领导人安东尼·阿尔巴内塞分别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讲话。李显龙表示，除了绿色经济协议，新加坡与澳大利亚也在探索新的合作领域，因为两国是天然的伙伴，在许多问题上有着相似的观点。其中一个领域是加强供应链的安全、弹性和两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连通性，主要包括食品和能源供应链。他补充说，两国将考虑在危机期间促进关键货物的双边流动，为此已经成立了一个工作组。两国领导人在新闻发布会后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两国还将开始制定一项食品协议，以增强供应链弹性，同时加大澳大利亚和新加坡食品供应的贸易和投资流量。

l 阿列夫首次推出Model A飞行汽车

10月19日，阿列夫（Alef Aeronautics）公司公布了其第一辆阿列夫飞行汽车的原型，该公司希望从2025年开始，这款价值30万美元的汽车将让富裕的上班族在公路上驾驶，并在交通上翱翔。Alef Model A 被设计为地面行驶距离为200英里，空中续航里程为110英里。这家初创公司还开始在其网站上接受首批车型的订单。该公司是众多希望通过电动垂直起降飞机和自主驾驶技术革新交通的航空企业之一。但是，工程方面的挑战很大，而监管方面的挑战也许更大，因为公民、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和地方政府都在与数以百计的个人飞机和可能的送货无人机在天空中穿梭的想法作斗争。目前该款车型已经获得蒂姆·德雷珀——埃隆·马斯克旗下特斯拉公司和SpaceX的早期投资者的300万美元投资。据悉，该类车型的售价定在30万美元，预计将于2025年生产和首次交付。

l 拜登政府拨款28亿美元以提高美国电动汽车电池生产所需的矿产产量

10月19日，拜登政府表示将提供28亿美元的财政拨款以促进美国电动汽车电池制造所需矿物的生产，部分目的是减少其来自于中国的矿产供应。资金接受者将由白宫执行委员会挑选，并由能源部在内政部的支持下进行协调。但该计划并没有缓解采矿业一些人面临的许可延期问题。Albemarle公司是20家获得美国能源部拨款的矿产加工制造的公司之一。获得拨款后，该公司将在美国国内开采锂、石墨和镍，建造美国第一个大规模锂加工设施、阴极和其他电池部件的设施，并扩大电池回收规模。拜登政府的上述财政拨款将用于至少12个州的项目，这一举措也标志着拜登政府在减少美国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绿色能源方面的依赖所做出的最新努力。

l 专利纠纷导致诺基亚和爱立信利润率暴跌

10月20日，电信设备制造商诺基亚和爱立信在欧洲股市中表现不佳。爱立信股价下跌12%，诺基亚股价下跌近5%，而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持续的专利战降低了利润率，抵消了市场对5G设备的强劲需求。由于5G等大型项目推出的早期阶段利润率往往较低，电信公司主要依赖其高利润率的专利使用费业务来提高公司整体利润。而从专利收入来看，爱立信由于与苹果公司争夺专利权的原因，其季度专利收入下降了11亿瑞典克朗（9824万美元）；而诺基亚则由于与Oppo和Vivo的纠纷致使其专利收入下降了6200万欧元（6067万美元）。因此，虽然推出5G的举措使得两家公司的收入都超出了预期，但特许权使用费的延迟支付意味着其核心利润依然低于分析师的预期。

【智库观点】

l IPPI：向循环经济过渡面临挑战

预计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增加到97亿，同时中产阶级数量将不断增加，这将导致对原材料需求的爆炸式增长。因此，如果消费和生产实践不发生重大变化，在2015年至2050年，全球对资源的需求将翻一番。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全球政策制定者们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不能再将财富创造建立在有限资源消耗的基础上，而是应当从基于开采、消费和处置的经济（线性经济）过渡到再生和恢复的经济（循环经济）。本文介绍了在从资源消耗经济转向全球循环经济时面临的一些关键挑战。

（一）什么是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模式的一个广泛概念，强调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过渡。虽然这个概念本身定义宽泛，但它可以概括为一个具有如下特征的系统：（1）通过设计来恢复和再生能源；（2）不产生废物和环境污染；（3）产品、组件、服务、材料及其副产品在最长时间内以最高价值流通。

当前的线性经济发展依赖于持续增加的产品生产、消费和废弃。在全球范围内，大多数废物目前要么被倾倒，要么以某种形式进行填埋处理。在2020年，仅欧盟就产生了2.257亿吨城市垃圾，其中只有6600万吨被回收利用。因此，线性经济中的许多现有举措都侧重于供应链的后端，试图通过立法、区域政策和其他战略来处理废弃物。与之相反，在循环经济中，重点不是管理已经产生的废物，而是首先通过设计创新和促进资源再利用来防止废物的产生。这也是循环经济将重点放在供应链前端的原因之一。

（二）向循环经济过渡的主要挑战及其解决方案

截至2022年，全球范围内循环经济的占比只有8.6%。因此，为了进一步向全球循环经济过渡并将其作为主流经济发展模式，世界各国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合作。IPPI认为，向循环经济过渡的主要挑战可以分为四大类：重塑价值链、使循环性与商业利益相一致、推广“循环行为”以及设计有效的政策。

1. 重塑价值链

当今供应链的全球化趋势意味着贸易和贸易流动在向循环经济的过渡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价值链的各个阶段均可能做出影响特定产品循环性的决策。由于不同国家的多个独立参与者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价值链，因此一些组织将价值链的中断视为向循环经济过渡面临的风险。新冠疫情便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它突出了各国之间的紧密联系、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性及其对弹性贸易体系的依赖。可见，如何克服地理因素的挑战并在整个价值链中遵循循环原则是全球向循环经济过渡面临的重要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列举了如下可能的解决方案：

(1) 定义价值链责任。欧盟绿色协议建议重塑生产者延伸责任（EPR），以确保对所售产品或服务产生的潜在废物进行适当管理，例如延长保修和强制收回担保。

(2) 注重产品设计决策。研发团队做出的设计决策可以避免不可再生资源的开采，例如通过寻找替代材料并对其进行模块化和升级以延长产品使用寿命。

(3) 加强合作伙伴间的协作。与价值链上下游的合作伙伴实施端对端的协作将会使循环经济价值链更加易于实现。

(4) 优化价值获取。大多数公司都仅关注从产品的使用阶段获取价值，但事实上在产品的所有生命周期阶段均有机会获取价值。通过利用价值山（Value Hill）这一实用模型，可帮助企业在使用前和使用后的阶段获取产品价值。

(5) 跟踪和优化资源使用。企业可以通过数字化和智能机器人等工具监控资源的可用性、质量状况、使用情况和废物流向。数字化还可以用来加强供应链参与者之间的联系，帮助企业更有效地协调供应链。

2. 使循环性与商业利益相一致

虽然合作是向循环经济过渡的关键，但当涉及到单个公司的竞争地位时，合作便面临挑战。首先，转型的成本（如研发、资产投资、数字基础设施）及其承担方不明确。其次，循环经济中产品的修理和运输成本将挤压企业的利润空间。第三，循环产品市场存在供需不匹配的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列举了如下可能的解决方案：

(1) 将循环原则融入创新。将循环原则纳入改进产品或服务的流程，有助于将循环性视为企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确保生产和消费的最大效率，进而提升消费者满意度。

(2) 调整利益相关者的长期价值创造需求。仅财务价值可能不足以满足直接和间接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因而长期价值创造对于建立可持续增长战略至关重要。

(3) 定义知识产权（IP）。如果二次制造是由第三方制造商执行的，企业应详细定义知识产权以确保对产品制造过程的控制。

(4) 投资新技术。整合良好的新技术和商业模式有助于最大化企业资产的价值。

(5) 刺激循环采购。向供应商进行循环采购，以刺激循环资源市场。

3. 推广“循环行为”

社会各方在向循环经济过渡中均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不同个体对循环经济的认同程度仍有差异。因而，在与社会各方合作时，了解其行为模式以帮助他们改变创造和消费产品的方式，是加快向循环经济过渡的关键。

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列举了如下可能的解决方案：

(1) 以身作则。一个人所做的行为可以激励其他人。

(2) 强调短期内的个人利益。这种方法将有助于帮助人们从其自身出发认识到转变的必要性。

(3) 提高循环意识并鼓励其发展相关技能。人们越是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就越有可能做出有意识的决策。

(4) 利用从众心理。研究结果表明，人们在选择行为时会受到其周围大多数人行为的影响，了解并利用这一心理因素有助于培养人们的循环行为。

4. 设计有效的政策

立法可以大大促进向循环经济的过渡。然而，其他法律法规的限制，全球意识的缺乏，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财政激励的有限性以及产品成本未包含生态破坏因素等一系列问题，都使确立合理有效的法律成为一大挑战。

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列举了如下可能的解决方案：

(1) 推进跨部门合作。公共、私人和民间社会组织的合作可能有助于促进建立实际可行的循环经济制度。

(2) 实施激励政策。相关政策补贴有助于鼓励企业在经营活动中践行循环经济。

l Brookings：欧洲和中亚地区缓解能源价格冲击的方式

当前的能源成本冲击对欧洲和中亚地区形成广泛挑战。能源价格飙升的危机不仅会使许多家庭陷入极端贫困，也会使许多非贫困家庭在冬日无法御寒。非洲经委会的家庭能源支出相对较高。事实上，在此次能源危机之前，许多国家能源支出的平均份额已经远远超过了能源贫困的门槛。此外，预计能源价格飙升也将对人类健康和福祉产生不利影响。对冬季过度死亡的研究凸显了人们的健康风险，尤其是居住在室内低温环境中的幼儿和老年人。

在短期内，许多非洲经委会政府别无选择，只能通过扩大社会援助渡过能源短缺的至暗时刻。然而，这种举措存在政府补贴不可持续、援助不足和方式低效的风险。进入供暖季节后，许多非洲经委会国家的举措是要么通过将能源价格限制在成本以下来扩大对全体人口的福利，要么是仅对经过认定的贫困家庭给予优惠。

上述广泛的价格控制和目标明确的补偿机制是政策实施的两个极端。一方面，价格控制为全体民众提供了普遍的政策支持，因此这种支持是分散且高成本的。另一方面，目标明确的政策支持所覆盖的人群规模极其有限，但事实上此次能源危机却对多达40%的人口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最佳的政策选择是在不严重扭曲价格的前提下，扩大政策支持的覆盖范围并对有需求的个体和家庭提供充足的能源援助。

总之，非洲经委会国家应调动数量充足、人口覆盖范围广、可迅速扩展和有针对性的能源援助。此外，援助措施应当尽量避免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具体而言，如果市场透明且具有竞争力，则应当减少对价格的过分干预，而是更多地实施监管；反之，如果市场没有竞争力，那么就需要通过政策干预尽快纠正市场的低效率。

在具体政策上，布鲁金斯学会提出了一种能源补助设想。如果国家拥有较好的行政、数据交换和机构定位能力，最好的选择是推出一项福利，根据能源支出相对于家庭预算总额的比重来限制家庭的能源负担。这是一种随收入和住房条件而变化的适应性能源福利，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快速寻找到最贫困的那40%的家庭。由于该项福利的多少随收入的不同而有所所同，因此这种方法可以实现高覆盖率、充分性和资源消耗方面的动态平衡。而行政能力较低的国家可以通过扩大现有福利项目的规模，向目标受益者（如穷人和其他弱势群体）提供补充福利。这样做可以更好地为贫困群体提供充分保护，尽管它尚且不能完全缓解能源短缺的影响。此外，对于非贫困家庭的能源支持，政府可以考虑在公共事业单位或能源服务提供商的层面上提能源消费补贴，将短期价格上涨的影响分散到几年之内，进而对能源价格起到平滑作用。

【政策预判】

l PIIE：为降低失业率各国央行或将提高通胀目标

在未来一至两年解决高通胀的问题后，世界经济很有可能回到2020年之前的过度失业状态。因此，央行需要降低对基于简单线性模型所估计的可持续就业的信心，采取比过去更积极的政策，并持续监测非通货膨胀因素创造的就业水平。此外，将通货膨胀目标从2%小幅上调至3%或4%将使央行更容易维持国家的整体就业水平。

在2018年的一次讲话中，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对美联储用来指导其政策决策的关键经济模型表示质疑，并提出了采取更积极的货币政策的理由。他指出，美联储对均衡实际利率R*和均衡失业率U*的估计正在下调。2019年年中，由于失业率低于美联储对U*的估计且核心通胀率再次低于预期，美联储将政策利率进一步下调至R*以下。这一政策变化也意味着美联储对R*和U*的估计是有缺陷的，而这一缺陷的产生很可能是因为其所使用的估计模型不当。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的一份工作文件显示，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20年，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失业率几乎一直居高不下。但各国央行却都容忍了这种糟糕的表现，因为它们高估了稳定通货膨胀所需的失业水平U*。这一错误的产生是因为各国央行使用的是通货膨胀的线性模型。然而，目前已有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失业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是高度非线性的。例如，当通货膨胀率处于较低水平时，将失业率提升至远高于U*的水平对通货膨胀几乎没有影响，而将失业率推向U*以下则会对通货膨胀产生很大的影响。

疫情期间美国的通货膨胀现象便是一个典型的非线性模型。在2020年，由于企业关闭，许多工人宁愿呆在家里，失业率和U*双双飙升。失业率高于U*使得通货膨胀率小幅下降。而在2021年，失业率下降的速度远远快于U*且目前已低于U*的水平，这一现象将经济推至非线性曲线的陡峭部分，进而导致通货膨胀率的大幅抬升。

在1990年，一些国家(法国、日本、瑞典和瑞士)的失业率明显低于U*。然而，自1993年以来，PIIE研究的11个大型发达经济体的失业率要么接近U*，要么远高于U*。PIIE认为，这些经济体在1993年前后向超低通胀的过渡使得失业和通胀之间产生高度非线性的关系。然而，由于央行忽视了这种非线性的关系，因此他们错误地将稳定的通货膨胀率作为失业率接近U*的证据，但事实上失业率远高于U*。因此，在2020年之前的25年里，这11个经济体的失业率几乎持续超过U*的水平。

上述事实表明，央行应该采用更加广泛的经济模型，包括通货膨胀的非线性模型。同时，央行应该通过压低失业率来积极探索均衡失业率U*的实际水平，并在通货膨胀压力开始显现时再收紧政策。

此外，各国央行还应将通货膨胀目标从2%提高到3%或4%的水平。因为适度高水平的通胀率能够给予央行更多空间以避免利率触及零下限，同时降低通货膨胀模型的非线性程度，从而更容易实现低失业率的目标。

l 世界经济论坛：将人工智能纳入医疗保健或将助力印度经济发展

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出“不让任何人落后”的核心承诺，但在面临重大卫生不平等的新兴市场和南方的部分国家，这仍然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在印度等地，有限的资源环境意味着缺少合格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人们获得医疗保健的机会也不平等。印度每10万人中只有64名医生，而全球平均每10万人口约有150名医生。农村的初级保健中心往往人手不足，缺乏满足患者需求的关键基础设施。可见，印度缺乏高质量的诊断服务，且这种现象在占印度人口70%以上的农村地区更为明显。而利用人工智能进行早期检测或将成为政府实施针对性公共卫生干预的有力工具，尤其是在印度整体医疗能力有限且市中心以外地区疾病检测能力落后的情况下。

人工智能在印度的医疗保健领域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2018年，印度的人工智能支出增长超过109%，达到6.65亿美元，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117.8亿美元，到2035年将为印度经济增加1万亿美元。在过去，与印度政府存在合作关系的公共政策智库NITI Aayog一直在测试人工智能在初级保健领域的应用，即在早期发现糖尿病并发症并实施治疗。目前该组织正在通过将人工智能与视网膜专家的诊断结果进行对比以验证其准确性，进而将其作为眼科医疗的筛查工具。事实上，将人工智能与3Nethra等便携式筛查设备相结合，可以提升视力筛查和早期检测的能力，并实现在印度各偏远地区的广泛应用。

与此同时，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印度的医疗领域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问题。首先，要发挥人工智能在医疗保健领域的经济潜力，需要对风险进行量化计算和有针对性的降低，因为不准确的医疗决策可能危及个体健康。人工智能需要来自多方的大量数据，而零散的数据会增加决策不准确的风险，例如肿瘤检测判断错误或不适当的药物处方。其次，向患者获取数据必须在对方知情且同意和建立问责制的前提下。患者需要了解他们的数据将如何用于训练人工智能模型，并清楚地了解哪些因素将影响医生的特定治疗决策或建议。在印度，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印度医生与每位患者相处的时间非常有限，通常只有1-2分钟。最后，人工智能在医疗市场的增长必须与印度全民医疗覆盖的战略目标齐头并进。人工智能系统不应被用作初级医疗保健的替代品，而应与医疗支出的增长相辅相成，以确保印度农村和周边地区的人口能够获得高质量的医疗保健。

在未来，印度可以通过如下方式提升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渗透率。首先，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成熟发展需要对劳动力、数据和基础设施、治理和监管机制、设计和流程、伙伴关系和利益相关者以及创新商业模式等方面进行关键投资。其次，还需要在医学和公共卫生学的国家课程中加入人工智能的专业知识，让参与学术和实务工作的学生对其有所了解。最后，政府还必须在整个医疗行业建立公私伙伴关系，以促进学术界、政府、行业、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协调合作。上述组织和部门应当扩大治理和监管机制，为医疗领域的隐私、公平和透明度提供适当的监督。